最近因為在日本出版新書《tsmc，推動世界的祕密》，所以四月初到日本做了幾場演講及採訪，在與日本記者與朋友接觸交流的過程中，我聽到很多日本朋友提出的問題。他們提的問題很直接也很有意思，從日本人角度來看台灣，其實可以看出許多過去我們沒注意到的細節，我就以日本朋友提的四個問題來做說明。

例如第一個問題是，有日本朋友看完書後，對台積電建立的供應鏈有很大興趣，尤其是對於張忠謀先生主張的台積電大同盟（Grand Alliance），對他們來說是很有衝擊性的想法。他們為此先辦了一個線上討論會，才短短兩天就報名了五十幾位朋友，大家一起熱烈討論這個題目，到底台積電大同盟對日本有什麼意義。

這位朋友告訴我，過去日本企業建立的上下游供應鏈，幾乎都是獨家（exclusive）供應鏈，例如豐田汽車的供應鏈，基本上就是專門服務豐田，不太可能同時供應給別家汽車公司。

但是，台積電大同盟的供應鏈，幾乎沒有獨家的概念，像艾斯摩爾的設備也供給英特爾及三星，安謀（ARM）、新思（Synopsys）也都服務其他客戶，台積大同盟將許多上下游產業全部收納進來，大家一起共創緊密合作的生態圈。

日本朋友說，日本企業過去也曾努力過，當本身技術或零件供應商不夠強時，也想採用外部供應商的產品，但很多公司最後還是做不到，還是回到習慣性的作法。日本朋友承認，這種一條龍的獨家供應鏈，對日本產業發展並不好，甚至會傷害日本企業的競爭力。

我覺得，從這個供應鏈的角度，其實可以做為理解台灣電子業為何能夠崛起的切入點。過去台灣電子業不管PC或半導體，都是將原本垂直整合的產業變成垂直分工，台灣把每一個細分出來的產業都當成創業機會 ， 每個產業分項都有許多公司投入，因此，台灣企業不只不會什麼事都自己做，甚至把外包或合作都視為理所當然，這和過去一向自己做的日本大財團來說，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。

因此，這也可以解釋，為何日本人為何覺得台積電大同盟這麼有特色，對他們的經營模式可以帶來何種衝擊，歸根究底，就是因為這是他們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事情。

也因為如此，若再進一步對比，日本雖然沒有在新商業模式上做冒險與投資，但仍舊在半導體設備、材料與化學等領域發光發熱，這些產業是80年代日本第一時就已經擁有的產業，日本在這些領域仍然持續投資並保持領先，有些甚至還遙遙領先其他國家，也讓日本半導體沒有完全失去影響力。

對比台灣的發展情況，日本從50、60年代就開始發展半導體，到80年代成為世界第一，台灣則是1974年授權RCA半導體技術，後來台灣長出來的半導體產業，都是從IDM轉變為IC設計與晶圓代工專業分工下的產物，例如IC設計、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，這些都是新的分工及商業模式下的產物，這與日本產業基礎都在IDM時代，但很不同的。

（取自台積電官網）

另外第二個問題是，一位日本朋友問我，早期聯電也曾到日本，但不是很成功。如今台積電去熊本，就一定會成功嗎？

他問我對這件事的看法，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很有意思。我給他的回答是，我說我採訪過很多台灣企業，他們都說和日本人做生意，都要經歷很長的驗證時間，因為日本企業會不斷測試你，要你先證明有足夠實力，才會下單給你。不過，如今台積電去日本，由於台積電實力超強，還把很多美國客戶搞定，因此，我想台積電的熊本廠，應該不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做驗證吧！

其實，我的想法是，早期聯電到日本投資晶圓代工產業，後來不是很成功，也不全然都是聯電或台灣方面的問題。1998年聯電收購日本新日鐵8吋晶圓廠，當時我還曾到新日鐵總部採訪，後來聯電與日立在2000年合資成立一家Trecenti公司，目標也是做晶圓代工，但兩年後這個合作宣告結束。

其中，Trecenti結束的關鍵原因，除了聯電0.13微米開發速度較慢以外，日本的晶圓生產成本難以有效降低、日本IC設計業沒有興起、日本IDM廠外包趨勢不明顯，還有日本人並沒有很看好晶圓代工的前景，我想應該都是關鍵。

其實，我給日本朋友的回答，應該算講得很含蓄吧！老實說，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，過去日本人並沒有那麼看重台灣企業，但台積電做到了日本人做不到的事，日本應該會有多一點的尊敬。我相信，當日方有這樣的想法後，台積電熊本廠的發展機會應該就會更看好吧！

第三個問題是，台積電熊本廠真地會向日本在地供應商採購產品嗎？台積電會不會把原本在台灣的供應商直接帶過去？這也是一個很具體直接的問題，顯然也代表日本朋友很直覺的疑惑。

當時，我聽到這個問題時，我說這應該去問台積電才對。不過我還是回答，台積電不一定會把所有供應商都帶到日本，就像台積電也不會把台灣供應商都帶到美國，因為不是所有台灣企業都有跨海經營的能力，此外像台積電為何在日本還設立了兩個IC設計中心，以及一個封裝的研究中心，當然是希望充分利用當地優秀的人才，台積電去每個國家投資，一定要加強當地供應鏈的支持，並盡量吸取當地企業的長處與優點，才能讓本身更進步。

後來，我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熊本JASM時，JASM的社長就說，未來JASM在日本在地採購的目標將達60%。這個回答，或許讓部分台灣供應商覺得驚訝，但應該也大概證實了我的預期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我也請教國內的台積電供應商，他們的回答也很有趣。有供應商告訴我，台積電會如何安排供應鏈，基本上他們根本無從插嘴，都是要聽台積電老大的安排。倒是現在CoWoS缺貨，他們都很認真在幫台積電推動這個計畫。

另外供應商也告訴我，日本人根本不用太緊張，台積電的台灣供應商目前都忙得要命，因為台積電在台灣遍地開花，各縣市都有新投資案正大興土木，台灣供應商都有很多事要做，不見得可以派出多餘人力去日本或美國，而且每個地方都有當地的法規及行事風格，台積電會有很大程度需要仰賴在地的力量，因此尋找日本及美國等當地供應鏈協助，應該是很明確的方向。

最後第四個問題，則是有日本朋友問我對Rapidus的看法。基本上我對Rapidus並沒有很看好，但我也不想講得太直接，我提到幾點建議，一是和IBM合作2奈米，需要注意過去台灣學到的教訓，聯電在2000年與IBM合作0.13微米，是後來輸給台積電很重要的一役。

此外，我也覺得，晶圓代工不只要做好研發與製程開發，還有很重要的IP布局，以及更重要的製造及服務，這些都缺一不可。所有新挑戰者想要贏過現在的龍頭霸主，一定不能用和龍頭企業採用相同的方法，即使所有事情都模仿到很像的地步，也永遠不會有超越的一天。因此Rapidus一定要想出自己獨特的策略，如此才能贏得戰爭。

這篇稿子登出後，我已經又飛到日本，準備迎接忙碌的一周，繼續接受日本朋友提出的各種難題與挑戰。這次除了參與出版社舉辦的新書發表會，另外也會在東京及熊本安排演講與專訪，並與《半導體地緣政治學》作者太田泰彥、《失去的製造業》及《半導體有事》作者湯之上隆做線上對談。

對於出書，我原本沒有抱著很大的預期，但沒想到書出版後，在台灣與日本都得到很多正面回饋，覺得其實自己收獲最多，如今有機會幫忙行銷台灣，為台灣宣揚國威，把大家的心聲與想法傳播出去，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，同時，每一場演講與分享，又都變成是一次次的思考刺激與文化洗禮，這個過程也有如創作的過程，讓人覺得充滿挑戰。

台灣如今在晶片及AI取得重要地位，黃仁勳說台灣是全世界AI革命的中心點，我們正站在有史以來最好的位置，而且被世界看見，但從另一方面來說，台灣也一直是國際社會的孤兒，很少有機會去表達自己，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時機，好好去對外說明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，我們在做什麼事。

在我的想法裡，台灣從來不會想取代別人，台灣是與其他半導體列強完全不同的存在，我們都是要當全世界的朋友，不論是台積電或其他公司都是如此。也期待台灣獲得更多的信任及友誼，並在地緣政治的衝擊下，促成更多產業的合作及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