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導體一代宗師施敏於 11 月 6 日離世，享壽 87 歲。施敏在非揮發性記憶體的發明與成就，對全球影響深遠，他同時也是貢獻台灣半導體業發展的重要人物，指導台灣最早期四位工學博士張俊彥、陳龍英、褚暨良及蘇翔，各界都對施敏的辭世表達懷念及哀悼。
在眾多紀念施敏教授的文章中，我看到一篇中國大陸《半導體行業觀察》的紀念文，文中談到施敏一生的成就，也提到他對培養台灣半導體人才的貢獻，尤其是他談到歷史上重要的發明創新都是年輕人做的，這點我相當認同。
不過，文章中也提出另一個角度，談到2002年台灣對於半導體業到中國大陸的投資論戰，該文認為台灣應該早一點開放產業至中國大陸投資，否則會對聯電、台積電等公司相當不利，其中包括施敏等許多學者專家都倡議要儘早開放。該文章的這個觀點，我個人就有不同想法，也藉著這個專欄，來談談我對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看法。
首先，這篇文章中提到，在2021年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上，施敏教授對眾多年輕學生的講話。他說歷史上幾乎最重要的發明都是年輕人做的，因為年輕人腦力強，不但有很強的發明能力，同時也有發現能力。
他舉了好多例子，像愛因斯坦發現 E=mc²是在26歲時，諾宜斯（Noyce）發明積體電路時只有32歲，愛迪生發明電燈泡時剛過32歲，至於施敏做 ohmic contact（歐姆接觸）或者 floating-gate（浮柵）討論時也只有 31 歲左右。
施敏舉這些例子，是期待年輕人能夠對科學發生興趣，瞭解未來科學的重要性，也冀望年輕人可以給人類帶來更多福祉。
施敏提到三十歲年輕人對科學及發明的貢獻，我相當同意。事實上，每個新發明或新產業萌芽之初，都是由年輕人發起與推動，年輕世代沒有包袱，對創新創業義無反顧、拼命向前，雖然最後結果通常以失敗告終，但能闖出來的就擁有一片天。
年輕人的創新能力比身居舊產業的人要強，台灣產業發展歷程就是很好的例證。五十年前在台灣發跡的電腦產業，是從施振榮、林百里這群年輕人開始，至於從工研院起家的半導體產業，當時也是由胡定華、史欽泰、曾繁城、曹興誠等30歲左右的年輕人推動。
此外，聯電、台積電等半導體公司成立時，當時台灣主流產業如紡織、石化、家電等行業，都還搞不清楚半導體有沒有機會，即使投資了也很快就撤退，台塑在15元左右就把台積電出清。半導體後來成長茁壯為主流產業，如今創造貢獻台灣最大的產值與出口。
我在《晶片島上的光芒》一書中提到，台灣發展半導體之初，當時30出頭歲的胡定華就被指派負責IC國家發展計畫，一群沒有包袱、使命必達的年輕人，成功推動了這個改變台灣最大的產業轉型大計。
後來，陽明大學前校長郭旭崧看完書後跟我說，對於交棒給年輕人，他有很多體會。他說，在傳統醫療服務領域，醫生的能力與經驗需要累積，三十幾歲的年輕醫生很難當上院長，但是在需要突破創新的生技醫療產業，就可以交給三十歲的年輕人，因為這是全新的領域，讓年輕人來擔負重任才是對的選擇。
郭校長是陽明大學第一屆醫學系畢業生，對交棒傳承有不少觀察，他的看法我深有同感。在採訪很多生技新創產業時，我也明顯感受到年輕世代投入創新創業的熱情，只是很可惜的是，台灣對於生技醫療產業的發展有諸多限制，有不少法規還無法與國際同步，年輕人想在生技產業創造出類似電子業的機會，生技產業的政策與法規鬆綁恐怕還要再加把勁。
其次，在中國大陸《半導體行業觀察》這篇文章中提到的另一個觀點，談到台灣應該讓半導體產業儘早到中國大陸投資，這一點我就想表達不同的看法了。
文章中提到，2002年初，全球半導體市場競爭激烈，台灣半導體產業為了開拓市場、擴大經營，以聯電、台積電兩家最大晶圓代工廠為首，積極呼籲當局以雙贏為目的，開放8吋晶圓赴大陸投資設廠。
當時，施敏以毫微米實驗室主任身分赴立法院答詢，當時正值各方政治勢力對8吋晶圓廠應否開放赴大陸投資爭論不休，施敏被問及對此議題的看法時指出，8吋晶圓廠兩年前就應該在大陸建廠，再不讓台積電、聯電8吋晶圓廠西進，恐怕兩家公司日後都無法生存下來。
這個觀點當然是明顯表達大陸當局對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立場，不過，2002年台灣的社會氛圍，確實也對開放赴大陸投資有很大呼聲。只是如今回顧這段歷史，大家可以發現，有些產業如筆電赴大陸投資應該是對的，但半導體這種高附加價值產業，卻有必要維持台灣的主體性，否則很難形成如今台灣高度競爭力的局面。
關於台灣半導體業的西進政策，曾經有兩次重大論戰，一次是在2002年中國崛起及台商大舉西進時，另一次則是在2015年紫光董事長趙偉國來台訪問，希望台灣政府開放中國大陸投資聯發科、矽品等半導體公司。
我在中文版《晶片島上的光芒》書中沒有談到這兩段歷史，但在明年第一季出版的日文版中，我就增加了一篇文章談兩岸半導體的兩次論戰，也藉此專欄讓中文讀者先一睹為快。
回顧這兩次論戰，第一次發生背景是2000年後中國大幅崛起，原世大創辦人張汝京因公司被台積電併購，因此帶著一群子弟兵到上海創立中芯。
當時，台灣產學界幾乎都主張政府趕快開放，因為大家都認為中國商機無限，台灣企業要趕快去投資。只有少數人認為，半導體製造是產業中樞與靈魂，像一整串肉粽的粽子頭，若太早去會讓產業根基流失。
後來，聯電支持的和艦率先到大陸投資，也因違反政策偷跑，所以衍生出和艦案，曹興誠後來也辭去聯電董事長。
不過，半導體投資大陸的政策，也很快就開放了，是以企業在台灣12吋廠生產一萬片後，才能西進設八吋晶圓廠的原則，接受廠商申請。後來台積電於2002年提出赴陸申請，2004年便正式在上海松江量產。
第一次的論戰沒有持續很久，最後以限制投資高階技術的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為政策原則。不過，第二次論戰的熱度及範圍就明顯擴大，也引起社會上更多討論。
第二次論戰發生在2015年，時任擔任紫光董事長的趙偉國來台叫板，要求台灣政府開放讓大陸企業投資台灣半導體公司，他也點名多家有意入股的企業，產業界也大多表示支持。
趙偉國來台灣時，當時兩岸的政治氛圍與經濟環境，都與現在有很大不同。當時台灣電子業狀況並不好，包括DRAM、面板、太陽能及LED等四大「慘」業大多破產或虧損，許多公司的股價、經營與資金都面臨挑戰，但對岸中國正值互聯網產業發展達到顛峰，阿里、騰訊及百度等在美中港等地募得許多資金，正是口袋中現金最飽滿的時刻。
因此，當趙偉國提出要收購台灣半導體企業時，確實有不少經營者表達贊同，不過，可能是趙偉國來台講話太強硬囂張，因此引起社會普遍反感，其間有不少學者跳出來大力反對，開放政策也因此暫緩。後來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換黨執政，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台，最後祭出限制陸資投資台灣半導體公司的政策。
從2016年至2018年，川普總統上任後，很快就發生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，之後許多陸資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，紫光破產且趙偉國入獄等。如今許多產業界也很慶幸，當年政府沒有開放陸企投資台灣，否則現在恐怕又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。
從兩岸半導體的兩次論戰，我的觀察是，產業政策考量的因素相當多，不能只是想到市場機會，或是兩岸一家親的情感因素，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產業競爭都是國家與國家的資源競賽，是從產業聚落、資金人才及經濟命脈等的競爭，若沒有從台灣產業發展的主體性出發，任何產業政策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經濟與競爭力。或許這是台灣可以從兩岸半導體論戰中，累積與學習到的最寶貴經驗。